瘦削的女舍监舔舔拇指，把我的头发从脸上拨开。“听着，你可不想把人家吓跑，对吧你得把头发扎起来。如果你又齐整又有礼貌，人家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她把我的袖口纽扣系好。当她弯腰给我的黑皮鞋重新系鞋带时，她的白帽发出了一股霉味。“你看上去一定要有模有样，像个让女主人乐意招进家门的小姑娘。要干净，会讲话，但又不能太”她说着瞄了瞄身旁的女人。
“不能太什么”我问道。
“有些女人可不喜欢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清秀小姑娘。”她说，“倒不是说你长得多么但说不好啊。”她指着我的项链问道，“那是什么”
我伸出手，摸了摸那个白镴克拉达式样10的凯尔特小十字架，用手指轻抚着心形深陷的轮廓从六岁起，我就开始戴这个十字架了。“一个爱尔兰十字架。”
“纪念品不许带上火车。”
我的心跳得那么猛，我相信她能听到：“这是我祖母的。”
两个女人瞄了瞄十字架，我看得出她们正在犹豫，衡量着怎么办才好。
“她是在爱尔兰给我的，在我们起程来美国之前。这是这是我身边仅剩的一件旧物。”这话不假，但另一点也不假：我说那些话，是因为我觉得它能打动她们的心。那番话确实奏效了。
眼前还没有出现火车的影子，我们先听见了车声。耳边传来一声呜呜的低吟，脚下一阵隆隆作响，接着是深沉的汽笛起初几不可闻，然后越来越响，火车也随之渐渐逼近。我们一个个伸长脖子顺着铁轨张望我们的一位主管斯卡查德夫人用难听的嗓音高喊着：“孩子们孩子们”却拦不住我们，突然间，黑色的车身赫然耸立在我们身旁，笼罩着月台，嘶的一声喷出蒸汽，仿佛一只体形巨大、气喘吁吁的动物。
跟我同路的共有二十个小孩，什么年纪都有。我们梳洗得干干净净，身穿别人捐赠的衣服：女孩身穿连衣裙，套着白色围裙，配上厚厚的长袜；男孩身穿膝下系扣的短裤，白色正装衬衫、领带、厚厚的毛呢西装外套。正值十月，天气暖和得不合时令，用斯卡查德夫人的话来讲，“是个小阳春咧”。我们一行人在月台上感觉闷热难耐。我一头湿漉漉的头发粘在了脖子上，硬邦邦的围裙很不舒服，一只手里还紧攥着一个小小的棕色手提箱。除了那个十字架，手提箱里装着我在这个世上拥有的一切，全是最近攒起来的：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顶帽子、一件小了好几号的黑外套、一双鞋。外套的衬里上有我的名字，是儿童援助协会的一名志愿者绣上去的妮芙鲍尔。
没错，“妮芙”，发音跟“neev”一样。一个在戈尔韦郡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在纽约的爱尔兰人里也很平常，但不管这列火车会把我载往何方，人家只怕必定容不下这个名字。几天前，在外套衬里上绣名字的女士就曾经为它叹过气：“我希望你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小姑娘。因为我可以保证，如果你运气好到被人选中的话，你的新家长转头就会把这个名字改掉。”“我的妮芙”爸爸曾经这么叫我。但我也并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我知道，这个名字发音很拗口，有一股异国味，不招不熟识的人们喜欢。谁让它是好几个辅音别别扭扭地凑在一起呢，怪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