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在整个战国时期，唯独楚国乏力不振。战国楚最好的状态，便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纵约长国”。战国楚最差的状态，则是连国君（楚怀王）都被秦国囚禁起来折腾死了。除了最后岁月的回光返照，楚国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过一次撼动天下格局的大战，譬如弱燕勃起那样的下齐七十余城的破国之战。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从而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楚国的力量，只在两种情势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发：一种是对包括吴越在内的南中国诸侯之战，一种是向淮北扩张的蚕食摩擦之战。这就是之所以楚国已经逼近到洛阳、新郑以南，而中原战国却始终没有一国认真与楚国开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在北方大战国眼中，楚为大国，完全不许其北上扩张几乎不可能；而要楚国聚力吞灭哪个大国，则楚国也万难有此爆发，故此无须全力以赴对楚大战。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威胁中原太甚，山东战国宁可忍受楚国的有限蚕食。若非如此，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
一个广袤大国长期乏力，必然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
我们得大体回顾一番对楚国具有原生意义的历史发端事件。
楚国的历史，贯穿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献中又称为“荆”、“荆楚”。考其原意，楚、荆皆为丛木之名。《说文》云：“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又云：“荆，楚木也，从屾刑声。”李玉洁先生之《楚国史》以为：“疋，人足也。如此论，则楚乃林中之人……古时刑杖多以荆木为之，故荆字从刑。荆、楚，同物异名，后又合而为一。”《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余史料都说明，楚人确实是在荒僻的荆山丛林草莽中拓荒生存，历经艰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族。
依据种种史料评判，至少从殷商末期开始，楚部族与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经成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国。据西汉刘向《别录》载：商末之时，楚人族领鬻熊曾与商纣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文王。《史记·楚世家》则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说，鬻熊当时接受的封号是低等子爵，尚很难说是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时，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式被周王室册封。就其实际而言，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楚人部族。其册封确认的三件大事是：国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阳；姓，芈氏。自此，楚人具备了西周诸侯封国的三大要件，相对正式化地成为了西周诸侯。但是，由于楚部族封国的爵号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难与中等以上诸侯相提并论。《史记·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俱事成王。”
显然，与鲁国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国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
楚部族真正的飞跃，是周幽王镐京事变后的熊通称王。
当时，西周失国，平王东迁洛阳而东周伊始。这时，楚部族内部发生了一次兵变，族领蚡冒的弟弟熊通杀死了蚧冒的儿子，夺位自立为楚族君主。熊通极是强悍，全力整合楚地各部族，土地民众有了很大扩展。在熊通即位的第三十五年，楚部族已经成为江汉山川的最大诸侯。于是，趁周王室东迁初定诸事尚在忙乱之机，熊通率军北上，攻伐姬姓王族诸侯的随国。随国派出特使，指斥楚国征伐无罪之国。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战便俘获了随国的少师（太师副手，此时当为随军主将）。随国震恐，与楚议和。熊通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随国必须上书周王，敦请周王提高楚族君主地位。熊通的口吻极具挑衅性：“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敞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也就是说，当今诸侯已经乱了，我楚有绰绰有余的甲士，我也想试试中原国政的滋味，王室必须提高我的封号！随国为免亡国，便代为上书周王，请尊（提高）楚之封号。其时，正是东周第二代王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许实力与尊严，闻此非礼僭越之请，立即断然回绝了熊通的胁迫，不提高楚君封号。随国将消息回报给熊通，熊通倍感屈辱，快快班师。谋划两年后，愤怒的熊通一言震惊天下：“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于是，熊通一举自立称王，史称楚武王。
熊通称王，开始了春秋楚国迈向大国的历史。
须得留意的是，楚国撇开东周王室于不顾而自行称王，在春秋初期是震惊天下的大事。历史地看，这一事件对楚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一，楚国自行称王，意味着对当时中国礼法的极大破坏，由是开始了中原诸侯长期歧视楚国的历史。其二，周王室断然拒绝提高楚君封号，意味着对楚族自觉融入中原文明的拒绝，意味着无视楚族安定江汉的巨大功勋，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强烈逆反之心，由是大大淡化了楚国对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减弱了自觉靠拢中原文明的仿效性，从而开始了自行其是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心理，虽没有清晰自觉的目标论述，其国家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出来。
周桓王拒绝提高楚君封号后，《史记》记载的熊通的说法颇具意味：“吾先鬻熊，文王之师（将）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说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历代楚人对周室有功。从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将军，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虽以子、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还是平定了江汉诸部，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诸侯国自居，视其余部族为蛮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伤楚人太甚！实际上，熊通已经将日后形成为楚国国家心态的根本因素，酣畅淋漓地宣示了出来。
楚人的这种心态，中原诸侯很早就有警觉。
《左传·成公四年》载：鲁成公到晋国朝聘，晋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鲁成公大感羞辱，回国后谋划结盟楚国而背叛晋国。大臣季文子劝阻，将晋国与楚国比较，说了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晋）国大、臣睦、而迩（近）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叛）。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这里的关键词是：楚非吾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襄公八年》又载：郑国遭受攻伐，楚国出兵援救。郑国脱险之后，会商是否臣服楚国，大夫子展说的是：“楚虽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也就说，楚国虽然救了郑国，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国不会亲佑我，而是要鄙视压制我，所以不能服从。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顾忌猜疑，很难用一般理由解释。
当时，与楚国同受中原文明歧视者，是秦国。然则，秦国对这种歧视，却没有楚国那般强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终将这等歧视看作强者对弱者的歧视。故此，无论山东士人如何拒绝进入秦国，秦国都满怀渴望地向天下求贤，孜孜不倦地改变着自己，强大着自己。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重要因素：中原文明对秦国的歧视与对楚国的歧视有所不同。毕竟，秦为东周勤王靖难而受封的大诸侯，其赫赫功业天下皆知。中原诸侯所歧视者，多少带有一种酸忌心态，故多为咒骂讥刺秦风习野蛮愚昧，少有“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性警戒。是故，秦国的民歌能被孔子收进《诗经》，而有了《秦风》篇章；而楚国作为春秋大国，不可能没有进入孔子视野的诗章，然《诗经》却没有《楚风》篇章。这种取舍，在素来将文献整理看作为天下树立正义标尺的儒家眼里，是非常重大的礼乐史笔，其背后的理念根基不会是任何琐碎缘由，只能是“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鄙夷。
其后时代，由于中原文明对楚国的鄙视，也由于楚国对此等鄙视的逆反之心，两者交相作用，使楚国走上了一条始终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过分靠拢中原文明的道路。见诸于实践，便是只求北上争霸，而畏惧以中原变法强国为楷模革新楚国，始终奉行着虽然也有些许变化的传统旧制。
楚国传统体制的根本点，是大族分治。
楚国起于江汉，及至春秋中后期已经吞灭二十一国，整个春秋战国两个时代，楚共计灭国四十余个，是灭国占地最多的战国。须得留意的是，整个西周时期与春秋初期，是楚国形成国家框架传统的原生文明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扩展方式与中原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楚国远远强于中原各国的分治传统。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的封地大小皆由王室册封决定，不能自行扩展。所以在西周时期，中原诸侯不存在自决盈缩的问题。而楚国不同，由于地理偏远江汉丛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诸侯，而是自生自灭一般性的承认式小诸侯，故此可以自行吞并相邻部族，从而不断扩大土地民众。及至春秋，中原诸侯开始了相互吞灭。由于中原诸侯无论大小都是经天子册封确认的邦国，政权意识强烈，故这种吞灭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战争方式进行。即或战胜国有意保留被灭之国的君主族利益，也是以重新赐封的形式确认，被灭君族从此成为战胜国君主的治下臣民，而不是以原有邦国为根基的盟约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诸侯吞灭多少个小国，被吞灭的君主部族都很难形成治权独立的封邑部族。当然，中原大国赐封功臣的封地拥有何种相对程度的治权，也是君主可以决定的。也就是说，法令变更的阻力相对要小许多。
楚国不然。
如果说中原诸侯扩张只有一种方式，那么楚国的扩张则至少有两种方式。
由于扩张方式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权力框架与政治传统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