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出让上党、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于术治也。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