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大师_大象无形

哑巴常理先将绳子系在十米高的树干上，在脖子套绳圈，往下跳，自身重力把颈椎扯断，死得决绝。现场勘查并没有外来人痕迹，他杀可能性排除。布法阵杀人目的是续命，制造诡计犯罪迷惑警方，最后的自杀使整个案件再笼上一层迷雾。

发现尸体后，向山下的警察增派人手，却无法用言语描述方位，我跟大象、周昊带狗下山，再让其他警察带狗进山，重点勘查瀑布洞，以及哑巴常理棚屋周边，叮嘱保持好屋内原状。经过这夜折腾，我心情亢奋，大象却露出少有的疲惫，说必须下山休息，明早才能接着调查。

隔天早上五点半，我们上山，他们俩以为没狗找不着路，但我对路线记得一清二楚，很快来到哑巴棚屋。路上周昊对我的记忆力感到诧异，问我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成绩很好，在他看来，记忆力好就是学霸。事实上，我成绩只是中下游。

“后来我知道，记忆类型分四种，我们读书的时候，英文单词，课本上的重点理论，都是字符、文字、概念，这类是抽象记忆，我对这些记忆无能，英文单词背一次，基本很快就忘光。记忆力在这块并没有帮助到我。课本里面，有太多这类内容。抽象记忆好的人才算学霸。但我不是。”我说。

周昊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那你这类是什么记忆？”

“我这类是形象记忆。”我说，“就是以图形、图案为主的记忆力。我学过一种快速记扑克牌的方法，就是运用了图形记忆，将整副扑克牌的花色跟点数以图形的方式记下，在脑中转化成一条现实路，在路上遇见哪些人，这样记下来，路上的人物和标识对应每张扑克，就能很清晰牢固地记住整副扑克了。我跟朋友都学会了这一招，结果发现我快他们很多，后来我发现我对图形的记忆力很好，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大象说：“高考主要考的就是抽象记忆，你这种对图像敏感的，更适合去学艺术，比如电影或绘画。”

“觉悟得太晚。”我说，“我之前做了一个智商测试，分数不高，将自己的读书成绩与智商挂钩，现在我才发现这只是错觉。首先，智商测试主要考的就是抽象记忆，其次，我们的教育方向更推崇抽象记忆。”

“文明是各种概念的组装，在这个齿轮社会里，考验的更多是抽象记忆能力，等同于智商很正常。”大象攀上一个小坡，拍拍手掌上的灰尘反驳道。

“拯救世界靠的就是像你这样抽象记忆超群的人。”我讽刺道，“艺术家与世无争。”

“你知道真正的记忆大师是怎样的吗？”大象说，“所有人类的普遍记忆法，是按顺序一步一步记住整体，先A、再B、最后C，得出D.我们的逻辑也都是线性的，但非线性记忆法，不去记住一个单词字母的顺序，不去记读音，将字转换成脑中的一个图案整体记下来，每个字都是独一无二的图案，视线一扫，整页纸上的文字就变成图案记下来了。整副扑克是一个图案，程序是一个图案，公式是一个图案，哲学是一个图案。”

“我们接下来勘查的现场，也是一个图案。”眼前就是哑巴常理的棚屋，我将话题收尾。

棚屋空间三十多平方，东南角放一张床，床挂蚊帐。床边有一个衣柜，西南角放一张木桌，中间空地有一张饭桌和椅子，饭桌中央有半根蜡烛。地上是一个盛半桶水的塑料桶。门右边墙板上挂着一面长一米宽半米的镜子，西北角落有把扫帚和竹匾，竹匾里面有碎发。木桌抽屉中有一把理发专用剪刀，一把理发用的剃刀。看来哑巴常理是自己理发。门左边的空地上，有一个画架，旁边溅满颜料点。哑巴常理平时会画画，在衣柜抽屉里，我们翻出了他的画作，颜色偏暗色调，内容都比较低迷，黑狗站悬崖眺望；有人躺在游船上，船在湖心不动；一个人在树上上吊，底下落满红花，像是给自己画了遗像。

“画得真不错。”周昊将画拿给我看，又加一句，“对不对？”

“不仅不错，”我说，“还非常专业，不说是杀人犯的作品，可以卖个高价。”

大象没有说话，在看抽屉里一个铁盒内的照片。

哑巴常理并非单身汉，在那些照片里，可以看出他之前的家庭人员，有一位妇女，应该是他母亲。有一位小孩，看样子大概三四岁，是他的儿子。还有一位女子，长发，身高大概在一米六左右，看不清样貌，因为在为数不多的照片中，她的脸都被利器划掉。

“有试过联系常理家乡那边的亲人吗？”大象问周昊。

“按身份证的地址查了下，那个村现今基本荒废，哑巴当时的口供是父母去世，没查出什么来。”

“身份证在档案室那边吗？”大象问。

“嗯，身份证我查了，是真的。”周昊拿出手机，“我当时拍了下来。”

我看了身份证照片，再对比哑巴常理较年轻时的照片，发现这两个人不像同一个人，“感觉这不是常理本人。”

“啊？”周昊边对比照片，边说，“都不是同一个时期的照片，当然有一些差别了。”

“脸型会变，五官会变，”我说，“但五官的比例不会变，整容都很难改变。这个身份证的人，像哑巴常理，但我认为不是他，你看这两个五官的比例，没看出不同吗？”

“单靠身份证上的一寸照，很容易将人混淆，但是我们现在沿用的识别法仍旧是人眼，用肉眼分辨五官比例，是很难看出来的，这对犯罪分子来说是个漏洞。”大象又说，“我也分辨不出这两副长相的差别，不过我同意阿雷的看法，毕竟他是图像记忆大师。”

“不信将两副五官放大重叠在同一个画面上，就能看出两者眼睛的间隔的差别，还有嘴鼻连线的角度也不对。”我说，“我怀疑这是别人的身份证。”

“这是张真的身份证，”大象补充，“只不过这张身份证上的常理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调查一下这个常理的身份，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凶手的家庭组成。从这些老照片上推测，他是单亲家庭，只有一个母亲，结过婚，生有一个儿子。他应该爱母亲，不然不会留存有多张母亲的照片，而来此地隐居，应该是两个原因叠加，先被女人背叛，女人可能将儿子带走，强烈的恨意让他将女人的脸孔划掉。之后母亲去世。他离开家乡，有人称他六年前就来过这里，狗是三四年前养的，假定他34岁的时候来这里，偷身份证是要为犯罪做准备，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在离家之前，他会不会已经有罪在身？比如将妻子杀害。偷身份证预防检查。”我说。

“有这个可能性，”大象说，“但是，从这些划掉脸部的照片上看，他对妻子仍有非常强烈的恨意，如果把人杀死了，已经报了仇，理应不会带着这么深的恨意了。”

“看来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搞清哑巴的真实身份。”周昊说，“如果身份证真的是哑巴偷的，那他势必接触过被偷人，找出真的常理，问他曾经有没有接触过一个哑巴，或许能有突破。哪怕没有接触，哑巴是同村人，或者邻近人的可能性也会很大。根据你的画像一筛，很容易找出他。”

“就怕不会这么顺利。”大象眼睛看向某处，没有焦点，回过神来，“我们再来想想哑巴常理——先把他叫作常理，犯罪的动机。”

“他做了一整套法术的步骤，将尸体暴露在树林中，是为了续命。”大象说，“但犯罪之后却自杀了，这跟他的动机相悖。”

“他发现我们怀疑到他，怕会被抓住，畏罪自杀呢？”我问。

“畏罪自杀的话，也太早了点。”周昊说，“犯罪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自杀的打算，给宠物狗店主一万块寄养费，还有吃了一顿丰盛晚餐。之后我们对他只做了一次例行口供，还没掌握证据呢，我们第二次去找他，他已经上山自杀了。一般畏罪自杀都是到了无法摆脱嫌疑的时候。”

大象说，“他冒了这么大的险杀人做法，是因为自己命不久矣，需要续命，说明他的求生欲很强，发现警察怀疑他，正常的反应是逃跑，结果却不是。我认为我们一开始的动机推错了。”

“他杀人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邪术目的？”

“对。”大象说，“绝对不是什么续命，我们一开始推测之所以在树林作案，是因为树林的地点符合风水要素，其实不是，在我看来，是因为这个地方，能让骇人的凶杀案快速被游客发现，传播开来。凶手的动机，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大范围传播‘恐惧’。目的实现之后，他就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自杀了，他不会预料到我们能找到这个地方。”

“单靠他自杀而做出这样的动机推断，并没有比畏罪自杀更有说服力。如果哑巴传播‘恐惧’，完全不用费心去制造那个不在场证明，照样可以达到目的。”我说。

“我认为，他冰冻尸体，是为了误导警方，一桩破获不了的悬案，对公众来说更具有神秘力，疑案的传播效果历来更广，因为公众可以往里面添加恶意、阴谋论。”大象说，“但是，哑巴常理并没有如你所说，去费心制造不在场证明，相反，我现在发现那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纯属偶然。”

“偶然？”周昊惊讶。

“我们来回看案情里面的时间关系。”大象拿出笔记本，在纸上写，“昨天，17号，命案发生，法医检查尸体的时间是早上五点，推测的死亡时间是16号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半，16号晚上七点到十一点，是常理的不在场时间，他完美避开了作案的可能，这里面的时间对应太精准了。所以我特意咨询了法医一个问题：一个人通过冰冻尸体的手段，能否做到将死亡固定在某个时间区间？”

以目前的尸检水平，凶手通过一些手段，确实可以将死亡时间提前或延后，但是，即使专业的法医，都无法将死亡时间固定在他想要的时段。因为这期间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尸体曝光的时间、死者体质、环境温度、湿度，都会对伪造的死亡时间构成影响。

“也就是说，常理冰冻尸体，确实让法医做出误断，但是他不可能做到让法医将死亡时间定在16号晚上八点到九点半这个区间，然后再去制造对应的不在场证明。”大象说。

“意思是说，法医推测死亡时间，也有可能是16号的早上或下午。”周昊说。

“对，凶手靠死亡时间来制造不在场证明，因为不知道法医会将死亡时间定在哪个时段，保险起见，他会准备很多不在场证明来应对。但常理没有这么做，他只准备了一个寄养狗的不在场证明，所以反而不像是不在场证明，更像是他本来有的计划。”大象说。

“他只要照常工作，山上的监控就会为他作证的呀，这些也都是不在场证明啊。”我说。

“我看了16号当天的山路监控，常理并没有出现。”大象说。

“这不就得了，他去别的地方制造不在场证明。只不过我们没问而已。”我说。

“制造不在场证明，你会选择在这个棚屋吗？”大象转问周昊，“你调查过常理之前出现在山路的监控摄像，有没有拍下15号那天常理的监控画面？”

周昊调出手机相册，“还真有，当时我不是去查他的走动路线吗？发现他16号没走岔口山道，但之前却都走这条道。这是15号我拍下的岔口处监控画面，当时他往山道上走，抬头看了一眼监控，很可疑，我拍了下来，但画面比较模糊。”

大象看了监控画面，拿给我看，“记忆大师，你看看这张照片，想一想，跟你昨天晚上在宠物店监控视频里看到的常理有什么不同。”

“啊，他是左撇子？”我看了一眼，发现他将扁担放在左肩上，快速说。

“这是因为监控画面是镜像呈现，左右互换了。”大象指出。

“我再仔细看看，”我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身上穿的衣服不同。”

“还有呢？”

我认真想，将这两个人物形象在脑中重叠，终于找到大象想要的答案，“15号跟16号的常理的最大差别，是头发。”

“对，常理犯罪当天16号晚出现在宠物店的时候，头发是理过的，但15号还没理发。也就是说，16号白天，他待在这个棚屋，用自己的理发工具为自己理了发，墙角的竹匾盛有碎发，理完发，他洗了个澡，换了衣服，这棚屋至今还充斥一股香皂味未散，西北屋角有肥皂干沫。因为他要将爱狗送走了，心中不舍，在棚屋周边跟狗玩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带狗下山，去了城里的宠物狗店。”大象说。

周昊想了想，说，“这不对啊，你说他去寄养狗是本来的计划之一，我还是之前那个论调，这不像是一个挑山工会做的事。”

“在隐居这座山之前，”大象说，“他并不是一个挑山工。”

大象让我们看常理存的照片，从照片的房间背景，可以依稀看出格局和家具，不是富裕之家，至少也不是底层人。其中有一些出游照，是十多年前的北京、上海、深圳、澳门景点照片。千禧年前后去这些大城市景点游玩，说明常理之前的生活水平并不低。

“看这两张照片，房间里左边出现了一条黄色狗尾巴，还有这张，他的儿子骑在一只金毛身上，这也证实了他之前的生活有养狗经历。所以，临死之前，将爱狗寄养宠物店，希望遇上一个好人家，是符合他的行为的。”

周昊用手捋了捋额前头发，“要遭受怎样的变故，才会选择来这样一座山中当挑山工呢？”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大象说，“可以说，找出真正的答案，这个案子的眉目就清晰了，很多东西物归原位。”

“单亲家庭，自身残疾，被妻子背叛，儿子走失或死亡，母亲去世。这些表面可以推测出来的遭遇，构成了常理的绝望。绝望之人，会寻死，但有的人是偷偷死，有的人会报复之后死。常理等了这么久才自杀，可能是因为他终于实现报复目的了。以‘红鬼’案作为开端，这个真正的幕后凶手借法术杀人续命的外衣，来吸引病入膏肓的教徒，有的人，像一飞，是真的相信续命，但有的人，像常理和我们之前遇到的张延实案，他们是想借骇人连环凶杀案向社会进行报复，也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传播‘恐惧’。他们是真正绝望之人，他们想死前，做一些挣扎，表达愤懑。”大象说。

三月初春时，67岁的退休医生张延实，在凌晨将对面楼的小孩胁迫进屋，掐死，然后将尸体吊在房间的吊扇上，周昊通过张延实口供的漏洞，将他定为嫌疑人，最后在他的垃圾中发现了作案工具。当时我们都认为，患有糖尿病的张延实，作案动机是迷信续命，但是儿女皆离家，他独身生活，孤独绝望，求生欲很低，痊愈和长寿对他都不再有吸引力。真正的动机，跟常理一样，是传播完恐惧，然后赴死。

“还有一样东西可以论证常理的绝望，他的画。画得这么好的人，哪怕随便在山底下支个摊，帮人画像，也比做挑山工轻松和来钱快，但他并没有那么做。这可以说明，第一，他是真的爱画画，第二，他对生活得更好没有欲望。画画可能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回忆，所以他只能偷偷画，在这里画。看他对画作的处理，随便堆积在衣柜内，并不珍惜。画画只是他放空或发泄的一种途径，这也可以解释他画中的内容都很阴郁的缘故。”

大象接着说，“当一个艺术者只靠体力活谋生时，一定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者，会一直任其下坠，不会做向上爬的念想。剥除掉这个系列法术案的续命外衣，我们可以这样想，红鬼，这个幕后杀手，他创办了一种邪教，拉拢患绝症或彻底绝望的教徒，唤起他们内心的恶念，让他们在死前杀人，完成某种报复。为了说服绝望者，他可能会做一些事回报这些人，比如杀掉他们想要报复的人。”

我说，“比如常理的妻子。”

“让常理耿耿于怀的，就是他划掉样貌、背叛他的妻子，现在，我们要查凶手常理的真实身份，以及他妻子的下落。从两个方向着手查，一个是查身份证上的真实常理，看他曾经有没有接触过哑巴，另一个是查凶手，通过这些照片线索来查。找出凶手再找出他的妻子，而且他的妻子很可能已经死了。”大象将哑巴常理的照片悉数整理好，放进一个密封袋里。

这个案子告一段落，周昊须回武汉，大象拜托他帮忙调查一下真常理的真实身份。顺便查一下张延实是否有过仇人，以及目前这个仇人是否还在世。大象将这些照片全复制一份，回去仔细留意里面的事物特征，看能拼凑出多少哑巴常理的身份信息。我整理哑巴的画作，复印回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你们说，我们这么快就破获了这桩树林凶杀案，会不会有奖励啊？”下山的时候，我看大象仍眉头紧蹙，开了个话题。

“应该会有。”周昊也有点心不在焉。

“接下来恐怕不太明朗。”大象从坡上跳下，“当杀人的动机是传播恐惧的时候，是最难应付、最棘手的犯罪。”

周昊补充道：“也是警方最担心遇到的案子，因为凶手都不惜命，犯罪目标都是随机的，范围广，各节点之间也很少有关联。”

“这种全国性的犯罪，是不是会快速成立专案组，定期限，集中力量侦破？”我问。

“嗯，”周昊说，“但遇到这样的案子，最优先级，是封锁消息源，阻断传播，并加大力度监管，草木皆兵，必要时会用强制手段调查可疑对象。”

“比如？”

“比如，外国要搜查嫌疑人房屋，需要向法院申请搜查令。我们比较暧昧。”

原来“暧昧”一词也可以用在这么严肃的事情上，我问，“那这起系列案件接下来最糟的走向会是什么？”

大象拿出手机，并不直接回答，“对了，记忆大师，我这还有一道题要问问你。”

是两张图，百元人民币的正面和反面。大象问，“你看像什么？”

“论颜色和图案的布局，最像台币100元。”我站定沉思了一会儿，不知大象葫芦里卖什么药，只有按照我的认知，在脑中搜索对比各国钞票图案回答。

“不对。”大象说。

边走边想，“啊，我知道了，像那种高度仿真的冥币。”

“最后一次机会。”

我思索大象问这个奇葩问题的理由，钱是放在一张桌子上，为什么是图片？为什么不拿出现金给我辨别，“给点提示。”

“钱是从哑巴常理出租屋内的桌子玻璃底下拿出来拍的。”

哦，是假钞，想通了，“像真的100元。”

“有时一个东西的真相，哪怕是图形记忆大师，也不可能单靠视觉就做出准确判断。必须综合形象、认知、逻辑和触感，才能贯穿因果。”大象说，“接下来最糟糕的走向，是这些实为传播恐惧的连环凶杀案，会借以邪术犯罪的惊悚外形，快速复制并流传全国。”

大象的担忧不到十分钟就被验实，我们到达山下管理处，是早上十点。管理处里面人员密集，包括昨天三位西装人，他们表情复杂地看向进门的我们，将我们召集到一个角落，悄声说：

“刚刚接到消息，又同时出现了三起同类命案。”

“baker”

周昊回武汉休息一天后，驱车50公里，去了哑巴常理身份证上标示的家乡，那个地方位于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的一个人稀村落。村里不乏装修现代的楼房，但多空置。车轮轧土路，嘎吱声不绝，趴在阴影里的狗警觉站起，对着汽车吠。

常理的家是一间瓦房，木门破落，周昊一推，腐锈门把手脱落，屋内几束光从洞开的屋顶穿入，立于三十平米厅中，冷清肃穆，一眼即知是一间很久没住人的房。周昊又走访几位老村民，从他们口中得知，身份证上的常理不是聋哑人，果真如推断，凤凰山树林命案凶手哑巴身份证上非他本人。而这名叫常理的人，村民回忆，“他早前就出外打工了，他妈去世后，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查询常理身份证信息，显示他2004年5月离家，到四川，2006年5月辗转到广州，同年7月到了辽宁丹东，之后就没新的记录。假设在这期间身份证丢失，理应会补办，工作、住宿、交通、通讯、上网，生活的方面都需要登记身份证。一个还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不可能丢失了身份证之后不露踪迹地活着，极大的可能，这个真正的常理，被人暗暗从世界上处理掉了。哑巴得以顺利扮演常理。

能这么做的，会是谁？怎么推，答案都导向那个隐在幕后的红鬼。他通过某些手段，找到了一个与哑巴面貌相似的青年，偷他的身份证移花接木，并将人杀害。哑巴在山中制造骇人听闻的命案，之后的自杀，断了审讯路径，我们只得捡起旁枝材料，再作推理。

“哑巴的身份还没查清，又发生了三起同类命案，这些命案现在已经在全国形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大象焦躁。

“这些命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传播恐惧，警方必须快速破案，否则权威会大大减退，引发我们料想不到的社会后果。”我说。

“在破这些命案前，要先解决的疑点是，前三桩的命案凶手：屠夫一飞，张延实和哑巴，他们身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仇人，并且这个仇人都得到了严酷的惩罚。屠夫一飞，他的仇恨源是从小虐待他的继父树德，他在磨石村五年如一日地施行激素猪实验，间接让树德染上性病，双腿截肢，生不如死。张延实也确有一名仇人，那个开车撞伤张延实妻子的肇事者后来也出了车祸死亡。”

经周昊调查，2010年夏天，张延实的妻子在回家路上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倒，当时医院的检查结果只是皮外伤，司机是一名混混，赔了点医药费了事。但张延实妻子回家后就一直头痛，张延实的儿女再去找肇事者，反而被打了一顿。同年8月，张延实妻子病逝。2011年4月，那名混混肇事者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事故被判定酒醉意外，周昊调查当天前后张延实和儿女的行踪，没有可疑迹象。但他查看了那辆事故车，发现刹车器被人做了手脚。

“因为是同系列命案，找出这些命案之间的共同点，对接下来案件的破获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哑巴的仇人无疑是背叛他的妻子，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妻子是否遭受厄运，我要查明之后才好作下一步的推理。”大象叹息，“哑巴没留过案底，指纹和血液派不上用场，而我们连哑巴的名字都不知道，找到他和他妻子身份，短期内难以办到。现在要压住舆论，缓解大众的恐慌情绪，避免群情失控，只能寄希望于案件明晰。警方已经向外公布，这些命案是纯粹的恐怖主义行为，跟传言的续命法术毫无关系，也已经在各种媒体上播送各案件的矛盾点，惩处造谣，以此消解掉连环命案的神秘面纱。”

“我看这是在做无用功。”我说。

“怎么说？”

“你知道有个著名的记忆理论，‘Baker/baker悖论’吗？”见大象没回话，我接着说，“这是一个记忆实验，跟一组人说，请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叫Baker（贝克），跟另外一组人说，请记住一个人的职业是baker（面包师），过一段时间后，验收记忆，结果是，人名的Baker很少有人记得住，但很多人能说出面包师baker.记忆程度为何相差这么大？因为人名Baker没有形象，而面包师在人们心中有个具体的形象。”

大象缓缓点头，“大众的大脑只会并只愿意接受，那些突出的，甚至是怪异的形象作为固定印象。红衣男孩的死亡现场由于过于鲜明和诡异，在大众的脑中，已经跟‘邪教’‘续命’‘法术’等印象捆绑在一起，挥之不去了。纵使后期警方、科学家再怎么解释，基本也是白费力气。”

“对的，费力还不讨好。”我说，“大众会认为，警方在维稳、欺骗、混淆视听，是办案不力的表现。”

“只有抓到凶手，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危机。”

“查出哑巴的真正身份，我认为并不如你所想的那般困难。”我说，“与‘Baker/baker悖论’同理，当一个人的形象鲜明到，已经足以形成身份的标识，标识越多，我们要定位他越容易，完全无须得知他的名字。这就是成功人士追求‘Title’的原因。‘Title’越大，知名度越大，\'Title\'越多，人物形象越具体。我们已经知道犯罪者是一个‘哑巴’，隐居山中，对他家乡人来说，是‘失踪人士’，并推理出他的职业是‘理发师’，同时是一名高超的‘画手’，有一个背叛他的‘妻子’，‘母亲’和‘儿子’可能已经‘死去’。再从他棚屋中留下的照片细节中挖掘出别的特征，靠这些‘标签’的组合，定位出他的身份，我认为不难。”